5.1回忆四维二三事

Shared by Hillary Yin on July 11, 2019
作者:初迅 (2016-05-14)     


        四维是到北京研究生部才认识的。他是钢院毕业的,而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从东营来的。大概年轻人容易交朋友,我们很快就熟了。和他聊天知道我们俩过去有些经历相似。我挖过防空洞,当过搬运工,他当了好多年的建筑工,他自己的话,就是搬砖的。这些活都是苦力活。不过我有时觉得也是因祸得福。没有这些苦,我们可能不会珍惜后来的机会,也不会有一副强壮的体魄。所以,我儿子上大学时要去当学生兵,我真是很高兴,坚决支持。  
        到校不久四维成了班干部,就是孩子头。吃饭时他们几个班干部挨着门招呼。后来成了习惯,有人一招呼,就一大帮男生浩浩荡荡地去食堂,并排走占了半边马路。回来也是等所有的人吃完了再一起回来。我后来买了辆自行车,就不再和他们一起压马路了。这样过了大概半年多,同学陆陆续续地离开北京,到东营做试验写论文。我和同房间的张跃没试验可做,不过还是被赶到东营待了些日子,说是调研。回来后,四维跟我说,下面快来新同学了,要调整房间,你想不想换一下。这样张跃和他的湖南同乡世辉搬到一起,我和张宏搬到一起。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和张跃的生活习惯不同。我是夜猫子。半夜三更不想睡觉。他是军队家庭出身,有很好的作息习惯。张宏是我们大家的小兄弟,和谁都合得来。虽然我们没有抱怨过,但他看出了一些苗头,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我毕业后得到了一笔出去读博士的奖学金。当时出国留学政策不明确,所以究竟怎么办连石油部也不清楚,还得‘专门管教育科研的副部长’批准。几经周折,批准我出去两年。我说读博士两年那儿够啊。回来和同学说这事儿,四维说你也太书生气了,你先去念着再说嘛。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到我们房间聊天。聊了很久,最后张宏困了,要睡觉。他说你去我那儿睡吧,我们还没聊完呢。第二天,当时在北京的好多同学都去送我,帮我把行李提到对面语言学院的大院里。那是七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同学有的穿着汗衫背心,有的穿着的确凉的衬衣,强烈的阳光下大家眯着眼睛,摆手和我告别。四维、张宏、李力,还有几位记不清了。这是我离开北京研究生部的最后一个印象。很多年后,1997年6月,我回到南教楼,那真是人去楼空,南教楼所有的门窗都拆掉了。大概听说有闲人去,蒋南华老师去查看。我才知道都搬到昌平去了。

海西的那個靈山衛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1, 2019

作者:初迅 (2012-12-28)

回到青島的幾個星期裏,正是秋末初冬。青島的初冬很溫和,開始些日子好多樹葉還沒有落。海邊也沒有如海潮一般涌動的游客,是很好的閑散季節。去年就聽說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橋都通了,于是背上相機三脚架,沿街打聽著找到了去黃島的公交車。實際上,通過隧道去黃島的車有好幾路。猶豫了一下,選了去最遠的靈山衛。

所謂衛,邊關小哨所也。靈山衛遙望靈山島,曾經是清朝在海邊設的小哨所,為當時的大都市即墨城放哨。那時還沒有青島,只在今天的中山公園大門附近有幾戶漁民,叫做回全村。這名字應當是漁民心裡對命運最虔誠的祈禱。後來不知哪個平庸秀才給寫成了匯泉村,反正當地話聽上去都對。我小的時候如果去靈山衛就要坐長途汽車。去這種小站的長途車都是四十年代留下的舊車。沿著顛簸的縣級公路,繞著膠州灣海岸轉一大圈要花大半天。不管司機還是乘客,下車一拍,身上全是黃土。直到前年,西岸黃島和東岸青島的主要交通還是繞膠州灣的公路。另外也有跨海的客貨渡輪和客運快艇。但海上航綫經常停渡,要看老天爺的面子。那年去了一趟西岸。上午等了大半天,直到海浪小了才過去。回來時錯過了最後一班渡輪,只好繞了一圈膠州灣。不過,夜航膠州灣恐怕也挺浪漫。你想像自己置身於一片深藍色的萬頃波濤之中,海岸燈光亮晶晶地鑲琢在一圈地平線上。船身穿過海浪緩緩擺動,不時地聽到海浪抨擊船頭的陣陣濤聲。冰凉的海風掠過甲板,夾著擊碎的海浪像小雨撒到甲板上。。。但今天還沒這個服務。
過隧道的公交車從中山公園大門不遠處發車,車費兩塊錢。沿著前海一路向西開到海邊,從團島進入海底隧道,出了隧道就到了黃島。我用手機測了一下時間,從團島到黃島用了大約十二分鐘。過了隧道,路面一下子變成了八道的大馬路,寬闊平坦。公交車是電動車,沒有一點震動,安靜得聽得到車輪擦地的聲音。沿著濱海大道一路西行,經過一些動聽的現代名勝,印象金沙灘,石油大學,風和日麗,來到靈山衛。現在靈山衛行政上屬於黃島區,是青島市的一部分。
這個車站規模挺大,有一個巨大的白色帆布頂候車區。進出口一行醒目大字:靈山衛交通樞紐。其實不是個門,也沒有門,但下邊放了一個儀仗楚楚的衛兵。找不到問事處和任何服務員,隻有一個空蕩蕩的應當是售票處的房子。現在是上車打卡投幣,售票處就空在那兒。時值中午,想找地方吃飯,就跟這衛兵打聽附近有沒有飯店。他的當地方言竟土到我一個字也沒聽懂。他馬上用普通話說,坐107路到靈山衛市裡。
從衛兵到市裡其實就兩站路。回來的時候沒找到車站,乾脆走了回來。靈山衛海邊一帶已經是現代化的城市。高煙囪在龐大的供熱廠邊上冒著白煙。一排排一模一樣的高樓聳立在幾乎沒有樹的黃土地上,面對陽光下灰藍色的大海。空曠的建築工地看不清哪兒是邊,只見更遠處是冬天灰色的群山。黃色的重型機械正在把近處的山坡挖掉運走。但是靈山衛的市裡還是個小鎮的樣子。市中心農貿市場有

中學運動場那麼大。早市散了,還有幾個攤子。除了時常蔬菜,有活章魚和一堆剛打到的野兔。街上有些大概八十年代修建的小樓房,更多的是很老的平房,門口挂著簡陋的招牌,珠寶修鞋理發飯店。連闖了幾家飯店。一進去眼睛不適應,只覺得黑洞洞的小屋子裡,幾個黑乎乎的人一條腿踩在長凳上坐著。空氣中一股天長日久集下的黴味。裏邊的人停下聊天吃飯,回頭盯著門口光亮裏的黑影。後來找到一個大點兒的自助火鍋店,有一桌學生在喝酒,一頓羊肉火鍋只要二十塊錢。坐下後送來了一盤肥羊肉片。店老闆是東北人,大概看我帶著個大相機,就站在我對面聊起他在三峽建水庫。邊上那桌學生聽上去是石油大學的,都是東北口音。一頓午飯就聽他們信口海侃,包括侃他爸爸一次喝了一百多瓶,不知是什麽酒。
此後一天我侄子開車帶我去了膠州灣大橋,據說是世界第一跨海大橋。很多人特別重視世界第一。大橋建在最寬的海灣中間,不在最窄的海口處,否則不會成為世界第一。大橋從車裏看出去很壯觀。當時雲層很低,太陽從雲縫中射出幾道光柱。四根高聳的橋柱指向天空,指向被雲團迷糊住的太陽。那一團光芒四射的黃光就如同是古典油畫中的天堂入口。從空中看大橋就像兩條分叉的禮品彩帶,它連接了青島,黃島和紅島。
聽到這些彩色的地名,你或許會想去看看。去吧,帶上相機。隧道和大橋讓黃島的房地産價格翻了個。再過幾年,大概就找不到這個尚有些鄉土氣的靈山衛了。

回忆戈革老师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1, 2019

作者:初迅 (2008年1月 一稿, 2008年3月 二稿 )

我们是77级。戈革老师是当时石油学院里为数稀少的物理教授(当时是副教授衔)。如同戈先生曾讲过的,当时有一种不合实际的热情,要把前十年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们入学时买的第一套书中包括一本英文版的热力学。当时系里的打算是一年以后学生的英文足以读英文版课本。上课的第一天,戈先生告诉我们,学语言要持之以恒,不是件四年大学就能做完的功课。他要在教我们物理的同时,还顺便教我们英语。那时我们的英语教师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难为他们)。“要知道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要是说这话是要受批判的。有人会说你崇洋媚外。”当时是上力学的第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下“力”的英文“force”。不少同学照猫画虎地抄下从他那儿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不几天后,他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了另一个英文词“farce”。他面带怒色地给我们讲起几年以前有人竟拿政治教条来解释物理一些旧事。他指着黑板说,那就叫“farce”(闹剧)。学到了一个新词,也是我第一次领略戈先生锋芒必露的风格。不过那本英文版的热力学却从来就没用过。直到四年后毕业时仍有同学抱怨,因为相对于中国人当时的收入,这本书实在是太贵了。人们已经从那种不合实际的热情中清醒过来,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

他讲课时大部分时间是解释概念。偶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或画示意图。每次写一个中文物理名词,他都写出相应的英文词。我当时已可以读英文文章,因为我从71年就开始学英语。戈先生这样做使我很快开始读英文专业书。我读的第一本科技英文书是本关于试验偏差分析(deviation analysis)的小书。在我对戈先生说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本书不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权但是一个阅读练习。我问他应当读什么书,他说学校有一套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原版英文书。他推了一下沉重的眼镜,把眼睛紧凑到桌子上,在一张纸上写下“Lectures on Physics by Dick Feynman” 。在以后的一个学期里,这本书的第一卷一直呆在我的书包里,因为学校里没有别人需要它。

在戈先生下午答疑的时间,我们几个人经常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学到物理和英语。他很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不过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对一些他认为“愚蠢”的问题,他不但不回答,反而会不停地提问题。不少人就给吓跑了。可能因此,有一次上课他约法三章,后被称作“三不答”。他说有些概念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了,所以不需要再重复。我想他对他的脾气或许内疚,但又没法子控制自己。其实我们这些答疑时的常客有时也问很傻的问题。有一次我们讨论介质中的电磁场问题,有人怀疑电动力学是否完整,因为在一个边界正好在正中的时候似乎有矛盾。我已经记不清这个三十年前争论的细节了。那时的大学生非常大胆,当然也出于无知,敢于怀疑任何权威。(但愿永远如此。)于是我们去找戈老师。他还没听完我的问题就开始发火了。但看到周围那些期望的目光,他停了一下,指着我画在纸上的图说,“你看,这是物理,而你们在讲数学。物理中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因为物理只讨论能够测量的现象。你的这条线是一条想象的边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恰巧在这条线上。”答疑时我们学到的或许比上课时更多。以后没人再去钻这种牛角尖了。

我们入校的时候学院里还有不少前几届留校的年轻教师。有些年轻教师也去听戈先生的课。人多的时候需要到邻近教室去拖椅子。这样的老师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并不多。戈先生在此前不久刚刚得到上课的许可。严格地讲他当时依然是“白头无帽反革命”(戈先生语),仍待正式平反。有时也有资深教师去听他的课。或是去温习旧课,或去学习他的授课方法。不过也有自命不凡者是去“监督”的。直到4年以后我留校当助教,仍有人到我宿舍里“代表组织”(虽然我不在“组织”)对我讲“要划清阶级界线”。人的意识是最难改变的,如同那句老话,“泰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当时仍是新旧思想交错的时代。清洗十余年的毒害尚待邓小平先生以后十余年拨乱反正。

戈先生几次约我们到他家去,但我们都觉得到教授家串门儿非同小可。终于有一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夹着书本笔记来到了教师宿舍区。那时他的一家人仍天各一方,妻子尚遣返原籍未归。当时大部分教师和我们一样都住在干打垒土房子里,但他家的贫寒令我们吃惊。窗子前面有一张旧木桌子,旁边是一张学生双层床,然后还有几个木箱子。靠门的地方是算是厨房,摞着几个锅碗瓢盆。我们谁都没想到这就是一个教授的家!我们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说很少有人去看他。我们第一次知道他有个号“拜菊”。这对我们十分新鲜。文人学士除了名以外,尚且有个号,这是我们在读小说时才遇到的。不过直到今天,如何解释他的几个号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题目。临走他把我们送出房门又送到院门口。回来的路上,有位年长已成家的同学说,他理解了为什么戈老师一提起过去就怨气冲天。熟悉戈先生的人或许知道,每当他讲起令他心寒的过去时,他右手的三个手指头会捏在一起,手不由自主地不停地颤抖。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戈先生的穿着很古气,我印象里冬天他永远是穿着一件中式蓝布衫,足登中式对襟包头棉鞋,都是他太太从乡下做了寄来的。下课以后,蓝布衫上盖上了一层白粉笔末,沾着几个白粉笔手印。脸上也会沾着白粉笔手印,因为他要不停地把他那付沉重的厚眼镜推回去。有时课上了一半,他会停下来掏出一个大白手帕擦眼镜。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干脆闭着眼。但开始上课时戈先生会穿戴干净整齐地站在讲台上,等待同学们起立。他会微笑着认真地鞠躬还礼。有时他会让助教布置一个课堂演示。当助教忙着架设演示设备的时候,他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帮不上忙,然后干脆倒背着手来回度方步,不时地走到窗前把眼睛紧凑到手腕上去看手表。如果等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会给听众讲一些科学史上的小故事。有一次他说起量子力学理论中永远也查不到的“泡利效应”(Pauli effect)。泡利(Wolfgang Pauli)是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据史书记载,每当泡利进实验室时,当天的试验一定失败。是为“泡利效应”。他接着谈起他选择了理论物理而不是实验物理是由于上大学的一次“背运 ”。那是他第一次进实验室。有人要他把一件仪器的电源打开。于是,他把开关打开,再插上电源。那时的仪器是真空管做的,不像今天用的是固体元件。插电源时手一哆嗦,只听嘭地一声,真空管烧掉了。他也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抗战刚结束,资源仍十分匮乏。从那以后,他永远记住了,而且他要我们也永远记住,一定要先插上电源然后再打开电源开关。但他从来也没有机会应用这条原理,因为他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过试验室。不过他的这番教诲还是卓有成效的,至少至今我还记得。

不少文章都提到戈先生能画善书,尤长治印。但没人说起戈先生曾有一付好嗓子。其实我也无缘听他唱过,只是听他说过。我们大学一年级时,戈先生为我们上普通物理波动理论。讲到“固有频率”时,他说他的声带上曾长了一个小瘤子,动手术切掉了。“但是做手术的医生不高明,把声带顺便也切去了一块,于是声带的固有频率就变了,就变成现在这个难听的样子了。在这以前我可以唱男高音的,现在不能唱了.”后来我在北京做他的研究生。他当时还住在大筒子楼以前的学生宿舍里。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和他说起京戏。我说我喜欢听京戏,而且喜欢听用交响乐伴奏的京戏。戈先生不以为然地说,“那叫什么京戏,那不叫京戏。京歌,是京歌。”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刚创造的新词儿。然后他说他曾是京戏票友,经常唱。但后来嗓子坏了,而且也不让唱了,因为那都是“四旧”。文化大革命前前后后的经历对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他恨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所造就的,包括或许是新鲜的东西,因为它们仍然带着笼罩过它们的那些妖怪的气味。

戈先生的国学功底是为人所公认的。除了非凡的理解力,还得力于他的照相底版式的记忆力。我曾试图和他讨论“红楼梦”。我当工人的时候曾读过两遍红楼,还能背出书中一些诗词,在我同辈人当中足以引以自负。戈先生回答说他能背下红楼梦中所有的词牌。当然我没有要他马上背一首。没有学生考教授的,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再说,他一定会问,“那一首?”任他随口诌两句我也得说对。大约是1984年的秋天,刚刚返校。我在青岛的一次外贸返销交易会上买到几张拓片。其中有郑板桥的一张横幅,有几个字看不懂,就拿去问戈先生。我还没打开,只是告诉了他第一句的开头两个字,“画竹”。戈先生毫不思索地把话接了过去,“画竹多于买纸钱,纸高三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听着他略带河南口音阴阳顿挫的吟唱,我对他的反应速度目瞪口呆。随后戈先生给我解释道,渠字旧时当‘你’讲。这曾是挂在郑板桥画铺里的价目表。“认钱不认人!” 戈先生说完不禁自己也笑起来。那天下午听他讲了不少郑板桥和扬州八怪的故事。可惜我能记住得很少,没做笔记。他说这种拓片讲不清是真是赝,不过,我一直收藏着。我收藏的是对这件往事的记忆。

一般说起戈先生,都是关于他的严师博学。其实戈先生也很有幽默感,喜欢和年轻人开玩笑。大约1983年夏,我和张跃随戈先生去复旦大学参加科学史会议。临行前我说我不懂上海话,他们二人均表示没问题,他们能听懂。下榻的招待所到会场有一段路,所以每天坐公交车,在门口的始发站上车,然后每天在同一站下车。这天又去乘车。临上车,大喇叭广播了一段上海话。有人听到后下了车。我没听懂,就上了车。等车过了我们的下车站才发现是乘错了车。这是大站车,我们该下的那一站不停。我问那女售票员,她用上海话说了些什么,我还是没听懂。幸好身边一位可爱的姑娘用普通话告诉我,售票员开车前广播了,她说下站让你下去。下车后我问戈先生和张跃,怎么你们懂上海话竟跟着我上了车。张跃说,“那售票的讲得太短太快,大喇叭又不清楚”。戈先生说“我不是上海人,当然我不可能听懂所有的上海话。”大概因为我们没听懂他卖得关子,戈先生停了一下,然后说,“平日我的上海同事用上海话聊天,我在一旁都能听懂。可今天她偏偏就讲了我听不懂的那几句!”我们三人不由地大笑起来。

我似乎觉得,人的过去如同水面的倒影。远看璀璨玲朗的一片。可一旦想提笔记下来,就如同微风吹过了水面,所有光怪陆离的记忆都一下变得支离破碎了。也许这是由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零零碎碎地写下这些回忆,切当是对戈革老师的纪念。我说不准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什么或没学到什么。我作为他的开山弟子之一,我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史学巨作或他的骑士勋章。对我来说,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历史将会记住他。所有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戈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让我失去一位可以直言的朋友,让我少了一个可以在京郊歇脚的去处。

戈老师脾气倔犟,不甘随风逐世,但心地善良,好为人师。由于他的祭猫词,人们知道他喜欢猫,其实他更喜欢孩子。女儿一岁时,我曾给戈老师寄去女儿的一张相片。他回信说,以后有新的相片一定要寄给他。这话一晃就过了许多年,女儿秋天就要上大学了。2006年夏天回国度假,我们带着孩子到北京去看他。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有机会一起去看他。那时他的视力已无法读书,但仍能看到围棋盘。戈老师见我儿子喜欢下围棋,便对他说,在我这里儿住下吧,我教你下棋。随后就讲起围棋的要领,那样子恨不得一下午就把所有的围棋秘诀都传授出来。跟他说到儿子喜欢中国印章,刚到王府井请工匠刻了两枚,本以为能在老师这里讨两颗印。他不尽渺茫地说,“刻印是永远不可能了。”话尽半晌不语。临走,像以往每次告别一样,戈老师和戈师母送到门口。但这次他什么也没说。或许那时他就知道了,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戈老师。

2008年1月 一稿

2008年3月 二稿 

初 迅

达拉斯

关于戈先生的两件事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1, 2019

作者:  初 迅 (2008年一月)

一般说起戈先生,都是关于他的严师博学。其实戈先生也很有幽默感。大约1983年夏,我和张跃随先生去复旦大学参加科学史会议。临行前我说我不懂上海话,他们二人均表示没问题,他们能听懂。下榻的招待所到会场有一段路,所以每天坐公交车,在门口的始发站上车,然后每天在同一站下车。这天又去乘车。临上车,大喇叭广播了 一段上海话。有人听到后下了车。我没听懂,就上了车。等车过了我们的下车站才发现是乘错了车。这是大站车,我们该下的那一站不停。我问那女售票员,她用上海话说了些什么,我还是没听懂。幸好身边一位可爱的姑娘用普通话告诉我,售票员开车前广播了,她说下站让你下去。下车后我问戈先生和张跃,怎么你们懂上海话竟跟着我上了车。张跃说,“那售票的讲得太短太快,大喇叭又不清楚”。戈先生说“我不是上海人,当然我不可能听懂所有的上海话。” 戈先生停了一下,然后说,“平日我的上海同事用上海话聊天,我在一边都 能听懂。可今天她偏偏就讲了我听不懂的那几句!” 我们三人不由地大笑起来。 
戈先生的文风是十分犀利。据说石油大学校长杨光华博士曾评价戈先 生的文章不是规范的科技论文,而象是鲁迅的文章。可见校长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杨校长的这番评论后来竟演绎出了两个版本。一是说戈先生的文采象鲁迅,二是说戈先生写得不是论文。让人听了哭笑不得。戈先生是老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出版过电磁场论等物理教 材。他当然是知道如何写规范式论文的。但如果用单纯的科技论文的格式写科学史文章,愿意读的人大概不会很多。退一步讲,即使不规 范也不是什么错误。国际上很多著名的科学杂志对如何写论文并无要 求。如何写论文是作者的事。一些有争议的文章最后竟得到诺贝尔 奖。倒是国内有人作茧自缚,以求文章的观点格式必须遵守一定的规 范。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索缚了创造性。 

後院兒的故事(1)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1, 2019

作者:初 迅 (2008年1月12日) 

 我們家後院兒的屋檐下經常放着一架梯子。每年的春天,都會有一對小鳥在梯子頂 上作窩。不久,窩裏就會有兩枚蛋。然後會有只鳥兒趴在那兒孵蛋,即使有人走近 也不會離開。當兩只鳥兒在一起的時候,如果有人走近,它們會靠在一起,不停地 咕咕地叫,好像一對患難夫妻在商量如何度過面臨的灾難。那様子十分讓人同情。 所以,一旦梯子上有了鳥窩,我們很少去後院兒。有時我就在屋裏的大落地窗前站 着。梯子實際上就靠在窗架上。但因為屋裏暗,我可以悄悄地觀察而不驚動它們。  

那鳥兒耐心地在蛋上趴着,用自己肚子下柔軟的絨毛把兩只蛋嚴嚴實實得包起來, 一天又一天,静静地等待着。  

過了很久,一個周末的下午,我來到窗前。鳥兒媽媽不見了,只剩下一堆用細藤條 和羽毛堆成的窩。但再仔細看,發現兩個毛茸茸的小東西膽怯地藏在窩裏的絨毛中 ,一動不動。没有母鳥兒,這個世界對它們是太可怕了。好在梯子的鋁架很光滑, 鄰居家的那只大黑猫没辦法爬上去。過了些功夫,一只母鳥兒回來了。它先落在附 近的樹上,看清楚窩邊没有動静才飛回來。兩只幼鳥兒一下子活了。他們伸長了脖 子,大聲向母鳥討食。那聲音裏除了饑餓和委屈還有撒嶠。不一會,母鳥飛走了, 鳥窩一下子變得無聲無息。又是不安的等待。它們就是在這様無奈的等待中長大的 。母鳥兒不停地飛回來,可永遠也不能滿足幼鳥兒的願望。就這様,一直到黄昏。 兩只大鳥回到窩邊,不停地咕咕地叫着。兩只幼鳥兒也不停地吱吱地叫着。聽起來 就像是在相互講述這一天各自的故事。在這一堆亂草和羽毛搭成的窩裏,幼鳥和大 鳥擠在一起,准備一起度過又一個漫長的黑夜。幼鳥兒不時地挣扎一下,吱吱地叫 兩聲,象是在争奪一塊更温暖的角落。大鳥輕輕地咕咕叫着,悄悄地講着私房話。 這堆亂草搭成的,也是一個歡樂的家。 
没幾個星期,幼鳥兒就長大了,有了長長的羽毛。它們不時地展開翅膀,使勁地扇 動着。這時,這個家顯得太小了。母鳥兒這時除了喂食,很少在窩裏呆着。它們有 時會在一個樹杈上坐着,遠遠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幼鳥兒感覺到了饑餓,不停地叫 着。它們的家這時已經只剩下一些粗樹枝。它們幼年時賴以藏身的那堆絨毛早被他 們有力的翅膀吹光了。 

 終于有一天,我發現梯子頂上只有一只幼鳥兒,另一只已不知去向。梯子頂上幾乎 是光秃秃的。這時,太陽已經偏到西邊,屋檐下顯得陰暗冰冷。孤獨的小鳥大聲地 叫着,看上去很絶望。它不停地在梯子頂上跳來跳去,使勁地扇動翅膀,然後站到 梯子邊沿上,試着象母鳥兒那様縱身一跳飛起來。但它没有足够的膽量。就在要彈 起來的那一霎,它張開翅膀保持住平衡,又退了回來。它又渴又餓。它感到孤獨的 恐懼。它大聲地乞求着,它任性地跳着,但是母鳥兒没有回來。這様過了很久,天 開始漸漸得暗了下來。疲勞的小鳥兒不再跳,它木然地立在那兒。突然,它從梯子 頂上跳了下來。在落下的一瞬間,它拼命地扇動起翅膀,它飛了起來!它劃過一個 下垂的弧綫,然後高高地飛了起來。我趕緊推開落地窗追了出去,見它自在地落在 屋頂的最高處。它在上面跳着,轉着圈兒,大聲地叫着。它響亮的叫聲不再是幼鳥

無奈的乞討。它揚着頭,向四面八方張望。它第一次看到没有屋檐遮擋的藍天,第 一次看到正消失在西邊的太陽。突然,它縱身一跳飛了起來,一下子消失在樹叢中 。 
我轉過身,看到那架梯子。上面墜着幾根乾草。地上滿是曾用來搭窩的乾藤子。那 個窩,還有那個歡樂的家,已蕩然無存。 

 第二個星期日,我聽到窗外咕咕的叫聲。走近一看,一個新窩又搭在了梯子頂上。 一只鳥兒在窩上忙碌地跳來跳去,試圖把剛采到的柔軟的細滕子卷進窩裏。 

我懷疑這對鳥兒根本就未曾離開過它們的孩子。它們當時只是在遠遠地望着,耐心地等待着。它們知道,那已是孩子應當展開翅膀飛起來的時候了。 

 初 迅 2008年1月12日 達拉斯 

 

 

​檳榔果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1, 2019
作者: 初 迅  

(2007年 5月 24-6月 2日 遊台灣  2007年 6月 11日青島 1 稿  2007年 6月 19日達拉斯 2 稿)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 誰先爬上誰先嚐 誰先爬上我替誰先裝 。。。 

 檳榔:高樹,紅果,阿哥,阿妹 。。。 

 這首歌帶給我關於檳榔的第一印象。那時我在大陸北方上大學,台灣校園歌曲風靡 大陸高校,這首檳榔歌傳進了校園。那天真質樸而又含義雙關的歌詞合著它那甜絲 絲的旋律,給我描述了一幅動人的熱帶場景。至於為什麼以為檳榔果是紅的,我也 說不清楚。想到歌詞中阿妹翹首以待的神情,檳榔果一定是甜的,大概應當是紅艷 艷的。 

 這次隨達拉斯亚裔青少年交響樂團來到台灣,我是團里唯一咬了一口檳榔的人。原 來,檳榔又苦又澀。 

 那是在新竹的老街。我們來到一家客家菜館的門口。正值淡季,飯館年輕的小老闆 坐在涼棚下,嘴里不停地嚼著檳榔。見到我們,他笑眯眯地站起來打招呼。我們幾 個人圍著他,似乎帶著幾分敬畏,看他嚼檳榔。還有人要他張開嘴,看看檳榔是否 的確把他的舌頭染紅了。這種過份的好奇顯然使他有些尷尬,他便熱情地遞給我一 枚檳榔, 要我自己嚐嚐。 

 檳榔果看起來像一截綠色的小黃瓜,外面用一種寬大的綠葉裹著摻水的白色粉末包 起來。據同行的連先生講,那是石灰。我沒有膽量去吃石灰。在一片“不要吃”的 勸告聲中,我咬了一口檳榔。好苦!看著我的苦相,小老闆笑了,露出他一口鏽蹟 斑斑的牙齒,那是長期嚼檳榔的結果。“清心敗火的”,他用帶些口音的國語辯解 道。 

 這又苦又澀的一口似乎把所有關於檳榔的浪漫印象都抹掉了。在來到新竹前的旅途 中,我們已經說過很多關於檳榔的事。這就是為什麼嚼檳榔的小老闆會引起我們這 麼大的興趣。嚼檳榔的第一口要吐掉,然後合著石灰一起嚼,又苦又辣,非常刺 激,是台灣和南亞地區很多體力勞動者用以提神的東西,就如同美國棒球明星需要 不停地嚼大塊口香糖,並不停地隨地亂吐一樣。 

 嚐過檳榔回到車上,我們的旅遊車繼續在舊城區擁擠的街道上緩緩地行駛。忽然, 坐在我前面的凱拉太太叫了起來:“快看,檳榔妹!”在大約一秒鐘的間隙中,我 見到一位阿姿女郎坐在一家檳榔店的大玻璃窗後面,面對熙熙攘攘的鬧市,旁若無 人地讀著什麼。她打著赤腳,穿著一套黑色的比基尼。台灣的檳榔妹是另一個在講 到檳榔時經常提起的故事。 

 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我見到了高高的檳榔樹,嚐到了苦澀的檳榔果。我想象中的 檳榔失去了紅艷和甜蜜,但那首天真的檳榔歌依然給人無限遐想的回味: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 誰先爬上誰先嚐 。。。 

 檳榔:高樹,綠果,清心敗火,笑眯眯的小老闆,穿黑色比基尼的檳榔妹 。。。 


  初 迅  

2007年 5月 24-6月 2日 遊台灣 

2007年 6月 11日青島 1 稿 

2007年 6月 19日達拉斯 2 稿 


 

大灰狼和小山羊

Shared by Sheryl Huang on July 12, 2019

 作者: 初迅 ©2011 Oct. 7(儿童朗诵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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