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迅 (2008年1月 一稿, 2008年3月 二稿 )
我们是77级。戈革老师是当时石油学院里为数稀少的物理教授(当时是副教授衔)。如同戈先生曾讲过的,当时有一种不合实际的热情,要把前十年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们入学时买的第一套书中包括一本英文版的热力学。当时系里的打算是一年以后学生的英文足以读英文版课本。上课的第一天,戈先生告诉我们,学语言要持之以恒,不是件四年大学就能做完的功课。他要在教我们物理的同时,还顺便教我们英语。那时我们的英语教师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难为他们)。“要知道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要是说这话是要受批判的。有人会说你崇洋媚外。”当时是上力学的第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下“力”的英文“force”。不少同学照猫画虎地抄下从他那儿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不几天后,他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了另一个英文词“farce”。他面带怒色地给我们讲起几年以前有人竟拿政治教条来解释物理一些旧事。他指着黑板说,那就叫“farce”(闹剧)。学到了一个新词,也是我第一次领略戈先生锋芒必露的风格。不过那本英文版的热力学却从来就没用过。直到四年后毕业时仍有同学抱怨,因为相对于中国人当时的收入,这本书实在是太贵了。人们已经从那种不合实际的热情中清醒过来,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
他讲课时大部分时间是解释概念。偶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或画示意图。每次写一个中文物理名词,他都写出相应的英文词。我当时已可以读英文文章,因为我从71年就开始学英语。戈先生这样做使我很快开始读英文专业书。我读的第一本科技英文书是本关于试验偏差分析(deviation analysis)的小书。在我对戈先生说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本书不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权但是一个阅读练习。我问他应当读什么书,他说学校有一套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原版英文书。他推了一下沉重的眼镜,把眼睛紧凑到桌子上,在一张纸上写下“Lectures on Physics by Dick Feynman” 。在以后的一个学期里,这本书的第一卷一直呆在我的书包里,因为学校里没有别人需要它。
在戈先生下午答疑的时间,我们几个人经常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学到物理和英语。他很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不过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对一些他认为“愚蠢”的问题,他不但不回答,反而会不停地提问题。不少人就给吓跑了。可能因此,有一次上课他约法三章,后被称作“三不答”。他说有些概念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了,所以不需要再重复。我想他对他的脾气或许内疚,但又没法子控制自己。其实我们这些答疑时的常客有时也问很傻的问题。有一次我们讨论介质中的电磁场问题,有人怀疑电动力学是否完整,因为在一个边界正好在正中的时候似乎有矛盾。我已经记不清这个三十年前争论的细节了。那时的大学生非常大胆,当然也出于无知,敢于怀疑任何权威。(但愿永远如此。)于是我们去找戈老师。他还没听完我的问题就开始发火了。但看到周围那些期望的目光,他停了一下,指着我画在纸上的图说,“你看,这是物理,而你们在讲数学。物理中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因为物理只讨论能够测量的现象。你的这条线是一条想象的边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恰巧在这条线上。”答疑时我们学到的或许比上课时更多。以后没人再去钻这种牛角尖了。
我们入校的时候学院里还有不少前几届留校的年轻教师。有些年轻教师也去听戈先生的课。人多的时候需要到邻近教室去拖椅子。这样的老师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并不多。戈先生在此前不久刚刚得到上课的许可。严格地讲他当时依然是“白头无帽反革命”(戈先生语),仍待正式平反。有时也有资深教师去听他的课。或是去温习旧课,或去学习他的授课方法。不过也有自命不凡者是去“监督”的。直到4年以后我留校当助教,仍有人到我宿舍里“代表组织”(虽然我不在“组织”)对我讲“要划清阶级界线”。人的意识是最难改变的,如同那句老话,“泰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当时仍是新旧思想交错的时代。清洗十余年的毒害尚待邓小平先生以后十余年拨乱反正。
戈先生几次约我们到他家去,但我们都觉得到教授家串门儿非同小可。终于有一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夹着书本笔记来到了教师宿舍区。那时他的一家人仍天各一方,妻子尚遣返原籍未归。当时大部分教师和我们一样都住在干打垒土房子里,但他家的贫寒令我们吃惊。窗子前面有一张旧木桌子,旁边是一张学生双层床,然后还有几个木箱子。靠门的地方是算是厨房,摞着几个锅碗瓢盆。我们谁都没想到这就是一个教授的家!我们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说很少有人去看他。我们第一次知道他有个号“拜菊”。这对我们十分新鲜。文人学士除了名以外,尚且有个号,这是我们在读小说时才遇到的。不过直到今天,如何解释他的几个号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题目。临走他把我们送出房门又送到院门口。回来的路上,有位年长已成家的同学说,他理解了为什么戈老师一提起过去就怨气冲天。熟悉戈先生的人或许知道,每当他讲起令他心寒的过去时,他右手的三个手指头会捏在一起,手不由自主地不停地颤抖。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戈先生的穿着很古气,我印象里冬天他永远是穿着一件中式蓝布衫,足登中式对襟包头棉鞋,都是他太太从乡下做了寄来的。下课以后,蓝布衫上盖上了一层白粉笔末,沾着几个白粉笔手印。脸上也会沾着白粉笔手印,因为他要不停地把他那付沉重的厚眼镜推回去。有时课上了一半,他会停下来掏出一个大白手帕擦眼镜。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干脆闭着眼。但开始上课时戈先生会穿戴干净整齐地站在讲台上,等待同学们起立。他会微笑着认真地鞠躬还礼。有时他会让助教布置一个课堂演示。当助教忙着架设演示设备的时候,他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帮不上忙,然后干脆倒背着手来回度方步,不时地走到窗前把眼睛紧凑到手腕上去看手表。如果等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会给听众讲一些科学史上的小故事。有一次他说起量子力学理论中永远也查不到的“泡利效应”(Pauli effect)。泡利(Wolfgang Pauli)是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据史书记载,每当泡利进实验室时,当天的试验一定失败。是为“泡利效应”。他接着谈起他选择了理论物理而不是实验物理是由于上大学的一次“背运 ”。那是他第一次进实验室。有人要他把一件仪器的电源打开。于是,他把开关打开,再插上电源。那时的仪器是真空管做的,不像今天用的是固体元件。插电源时手一哆嗦,只听嘭地一声,真空管烧掉了。他也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抗战刚结束,资源仍十分匮乏。从那以后,他永远记住了,而且他要我们也永远记住,一定要先插上电源然后再打开电源开关。但他从来也没有机会应用这条原理,因为他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过试验室。不过他的这番教诲还是卓有成效的,至少至今我还记得。
不少文章都提到戈先生能画善书,尤长治印。但没人说起戈先生曾有一付好嗓子。其实我也无缘听他唱过,只是听他说过。我们大学一年级时,戈先生为我们上普通物理波动理论。讲到“固有频率”时,他说他的声带上曾长了一个小瘤子,动手术切掉了。“但是做手术的医生不高明,把声带顺便也切去了一块,于是声带的固有频率就变了,就变成现在这个难听的样子了。在这以前我可以唱男高音的,现在不能唱了.”后来我在北京做他的研究生。他当时还住在大筒子楼以前的学生宿舍里。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和他说起京戏。我说我喜欢听京戏,而且喜欢听用交响乐伴奏的京戏。戈先生不以为然地说,“那叫什么京戏,那不叫京戏。京歌,是京歌。”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刚创造的新词儿。然后他说他曾是京戏票友,经常唱。但后来嗓子坏了,而且也不让唱了,因为那都是“四旧”。文化大革命前前后后的经历对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他恨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所造就的,包括或许是新鲜的东西,因为它们仍然带着笼罩过它们的那些妖怪的气味。
戈先生的国学功底是为人所公认的。除了非凡的理解力,还得力于他的照相底版式的记忆力。我曾试图和他讨论“红楼梦”。我当工人的时候曾读过两遍红楼,还能背出书中一些诗词,在我同辈人当中足以引以自负。戈先生回答说他能背下红楼梦中所有的词牌。当然我没有要他马上背一首。没有学生考教授的,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再说,他一定会问,“那一首?”任他随口诌两句我也得说对。大约是1984年的秋天,刚刚返校。我在青岛的一次外贸返销交易会上买到几张拓片。其中有郑板桥的一张横幅,有几个字看不懂,就拿去问戈先生。我还没打开,只是告诉了他第一句的开头两个字,“画竹”。戈先生毫不思索地把话接了过去,“画竹多于买纸钱,纸高三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听着他略带河南口音阴阳顿挫的吟唱,我对他的反应速度目瞪口呆。随后戈先生给我解释道,渠字旧时当‘你’讲。这曾是挂在郑板桥画铺里的价目表。“认钱不认人!” 戈先生说完不禁自己也笑起来。那天下午听他讲了不少郑板桥和扬州八怪的故事。可惜我能记住得很少,没做笔记。他说这种拓片讲不清是真是赝,不过,我一直收藏着。我收藏的是对这件往事的记忆。
一般说起戈先生,都是关于他的严师博学。其实戈先生也很有幽默感,喜欢和年轻人开玩笑。大约1983年夏,我和张跃随戈先生去复旦大学参加科学史会议。临行前我说我不懂上海话,他们二人均表示没问题,他们能听懂。下榻的招待所到会场有一段路,所以每天坐公交车,在门口的始发站上车,然后每天在同一站下车。这天又去乘车。临上车,大喇叭广播了一段上海话。有人听到后下了车。我没听懂,就上了车。等车过了我们的下车站才发现是乘错了车。这是大站车,我们该下的那一站不停。我问那女售票员,她用上海话说了些什么,我还是没听懂。幸好身边一位可爱的姑娘用普通话告诉我,售票员开车前广播了,她说下站让你下去。下车后我问戈先生和张跃,怎么你们懂上海话竟跟着我上了车。张跃说,“那售票的讲得太短太快,大喇叭又不清楚”。戈先生说“我不是上海人,当然我不可能听懂所有的上海话。”大概因为我们没听懂他卖得关子,戈先生停了一下,然后说,“平日我的上海同事用上海话聊天,我在一旁都能听懂。可今天她偏偏就讲了我听不懂的那几句!”我们三人不由地大笑起来。
我似乎觉得,人的过去如同水面的倒影。远看璀璨玲朗的一片。可一旦想提笔记下来,就如同微风吹过了水面,所有光怪陆离的记忆都一下变得支离破碎了。也许这是由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零零碎碎地写下这些回忆,切当是对戈革老师的纪念。我说不准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什么或没学到什么。我作为他的开山弟子之一,我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史学巨作或他的骑士勋章。对我来说,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历史将会记住他。所有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戈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让我失去一位可以直言的朋友,让我少了一个可以在京郊歇脚的去处。
戈老师脾气倔犟,不甘随风逐世,但心地善良,好为人师。由于他的祭猫词,人们知道他喜欢猫,其实他更喜欢孩子。女儿一岁时,我曾给戈老师寄去女儿的一张相片。他回信说,以后有新的相片一定要寄给他。这话一晃就过了许多年,女儿秋天就要上大学了。2006年夏天回国度假,我们带着孩子到北京去看他。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有机会一起去看他。那时他的视力已无法读书,但仍能看到围棋盘。戈老师见我儿子喜欢下围棋,便对他说,在我这里儿住下吧,我教你下棋。随后就讲起围棋的要领,那样子恨不得一下午就把所有的围棋秘诀都传授出来。跟他说到儿子喜欢中国印章,刚到王府井请工匠刻了两枚,本以为能在老师这里讨两颗印。他不尽渺茫地说,“刻印是永远不可能了。”话尽半晌不语。临走,像以往每次告别一样,戈老师和戈师母送到门口。但这次他什么也没说。或许那时他就知道了,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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