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 1971 年与玲子相识以后，我原来在星期天心底里常常冒出的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慢慢消退了，宛如一艘在江海里随风漂泊的小船觅到了停靠的港湾。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彼此在各自单位上班，没有一丝儿联系。幸好，我在工厂的工作总是那么具有挑战性，脑海里从早到晚都有事情在琢磨着，因此从未有过相思的痛苦。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到了1974 年，广东老家的母亲终于耐不住了，开口问我：“你们年龄都不小了，怎么还不结婚啊？”我想：“是啊！我儿时朋友的孩子有的已经上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也都陆续成婚，明年玲子就到了晚婚年龄，我们也该考虑结婚了。”1975 年元旦刚过，我就和玲子到民政部门拿了结婚证。

    1975 年年初的那个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树新风、破旧俗”的文件，明确婚礼大操大办也属于“破”的范围。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简单的办吧，决定来个旅行结婚、不举行婚礼和婚宴。于是我们买了一些礼物就动身回广东老家去了。由于玲子下过乡、插过队，还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她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到公用水井去挑水，还帮助家里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赞。在老家过年以后，我们就取道广州返回湖北，目的是到广州买一些水果糖带回荆州。要知道，那时国内物流不畅，湖北又不是产糖区，如果没有门路在荆州连糖果也买不到。没有仪式、没有婚宴，甚至连一张结婚照片也没有，就是我们从广东回来以后，给双方单位的同事、给住在一块的邻居们分发了一些糖果，我们的小家庭生活就开始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玲子很小的时候就想着为家里做事、减轻家里的负担了。

    家里没有男孩，买煤的事情她就主动承担。那时，整个荆州城只有西门那里有一家蜂窝煤厂。买煤的那天首先要向别人借来板车，然后拉着空车到煤厂去，排队、交钱拿到交款发票后再到车间继续排队装煤。好不容易把煤拉回家卸掉后还要将车打扫干净后再还给别人。买一次煤，往往要耗掉一整天的时光，人也常常累得直不起腰。他姐姐结婚以后住在荆州东门，离蜂窝煤厂大约有 8 里远。她还帮姐姐买过煤，一个人将煤从西门送到东门去。

    为使家里能省些买煤钱，还在读小学时，她就和大孩子们一起到离家好几公里远的长江边上的“柴山”上捡柴火。说是柴山，其实根本就不是山，而是长江边上的芦苇荡。人们不是常说上山砍柴么，由于这是砍柴火的地方，也就被人们习惯称作“山”了。玲子那时虽然年龄小，但捡的柴火往往比那些大孩子们还多。这样，常常是别的孩子早就轻松地回到家了，她还背着那一大捆芦苇在回家的路上艰难踱步。她的母亲很心疼她，常说：“孩子啊，你咋就这么憨呢!” 

    在文革中的 1967、1968 年两年，学校中的学生都搞“革命”去了。人们被分成“保皇派”和“造反派”，湖北的造反派又分裂成“钢派”和“新派”，整天吵得翻天覆地，不亦乐乎。武汉的各派都派有大学生到荆州来成立联络站，宣传他们的观点，扶植自己的势力。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多都在围着他们转，兴高采烈地被他们驱使着，到处贴标语、搞论战。玲子开始时也像他们那样，后来感觉大无聊了，有这么多的时间还不如做点事赚钱养家呢。她家旁边临街有个制作洗衣服用的刷子的工场，她就主动去问人家还要不要穿刷的临时工。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就到那里去干活，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月。文革中“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的需求量很大，在得知荆州新华印刷厂需要很多装订工时，她又转到了该厂继续干。穿刷子和订书都是计件付酬的，她认真踏实地做，加班加点地做，每天都能赚到一、两元钱。这个收入也不算少了，要知道当时的二级工的月薪也只有 36 元啊！

    玲子 1968 年到当时的江陵县张黄公社下乡插队。她父母年纪大，而且腿脚还不灵便，因此未能到知青点上来看望过她。她在农村里成天都在惦记着他们，一旦分到一些花生、豆子这样的农产品，总是急急忙忙地送回来让家人品尝。记得我曾听她说过，有一年过年前，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十分泥泞，她冒着严寒，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跟着别人，连夜将分到的东西带回家。到家时，手、脚和耳朵全都被冻僵了。

    玲子从小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顾家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