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耕耘桃李芬芳，科研探索独树一帜
——记我国微生物遗传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盛祖嘉教授
作者：陶无凡 卢大儒来源：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著名遗传学家，微生物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学部首届主任，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盛祖嘉先生，于2015年4月28日18时32分，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享年99岁。

  盛祖嘉先生于1916年5月20日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46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任复旦大生物系副教授、教授、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生物系副主任，复旦大学遗传学开放实验室主任。

  盛祖嘉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学部首届主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以及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学报》和《遗传》杂志第三任主编。著有《微生物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等多部著作，并主要负责了《大百科全书——遗传学分册》的编辑工作。

  盛祖嘉先生致力于中国遗传学教学和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学识渊博，具有坚忍不拔的敬业奉献和创新精神，成绩斐然，贡献卓著，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威望。
             求学和经历
  盛祖嘉先生在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生物系，适逢抗日战争爆发, 随浙江大学进行“文军长征”, 从杭州出发, 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 最后定居在贵州湄潭。在听了谈家桢先生的遗传学课后，立志以遗传学为终身事业。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习后，成为谈家桢教授的助教，在谈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学研究, 并有机会遍读了谈先生的藏书，如摩尔根的《基因论》、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和物种起源》、哥尔舒密特的《生理遗传学》等。1946年经谈先生推荐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杜布赞斯基教授，进行脉孢菌遗传学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 讲授微生物遗传学课程，进行微生物遗传学研究，是我国微生物遗传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潜心教学、著书立说
1951~1965年，盛祖嘉先生主要与其夫人沈仁权教授一起沉浸于教学和著书立说。在国内、国外并无同类书籍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盛先生自行广泛收集资料，别出心裁, 自立体系，根据自己10多年的教学经验，于1962年完成了《微生物遗传学基础》的创作，并于1982年在该书基础上改写成《微生物遗传学》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微生物遗传学》于1987年修订再版，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并作为教材在全国l0个院校使用。2007 年又经修改并扩充为第三版。第三版以原有的内容作为上篇, 重在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以新增的4 章作为下篇, 重在扩大视野，启发思考，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研究打下了基础。盛先生还与沈仁权教授合作编写了《分子遗传学》一书，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独树一帜的科学研究
  在微生物遗传学研究方面, 盛祖嘉先生一贯自选课题，不刻意追随高额资助的项目。改革开放以后主要进行了大肠杆菌染色体DNA复制机制和嗜热细菌方面的研究。在嗜热细菌研究方面, 基于前人发现嗜热脂肪芽孢杆菌的有关葡萄糖分解代谢中的几种酶在低温培养时都不耐热, 而在高温培养时都耐热这一现象, 专门对其中的磷酸葡萄糖异构酶基因进行了研究。克隆了磷酸葡萄糖异构酶的两个同功酶基因, 并在离体互补测定实验的基础上, 提出受温度调控基因表达的假设。之后又通过克隆另一嗜热细菌的某一基因作为报道基因而验证了这一假设，而且发现了包括这一基因在内的3个基因的葡萄糖分解代谢操纵子。作为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典型事例, 这一内容已被写入《微生物遗传学》第三版中。盛先生指导学生克隆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旦耐热DNA聚合酶基因，并为中国的PCR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无私奉献
百家争鸣
  由于受到前苏联米丘林学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基本上停顿了。1956 年党中央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这种气氛中召开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虽然在会上摩尔根学派已经脱去了“反动”的帽子,但由于米邱林学派的所谓学术观点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代替科学研究或强加于自然科学, 其影响已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因此，会上调和派论调仍然不少。盛祖嘉先生在会上多次发言，观点鲜明、据理力争，力主“不必为调和而调和”，是该次会议发言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其后盛先生在座谈会上、在文章中、在课堂上, 尽可能地力求消除米丘林学说的影响，坚持和捍卫了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当时受盛先生影响而改变学术观点者不乏其人。

主编《大百科全书——遗传学分册》
  盛祖嘉先生协助谈先生作为《大百科全书——遗传学分册》的执行主编。大百科全书是一项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工作, 所以重在组织、协调和组稿、审稿。盛先生在执行遗传学分册的主编工作中, 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同志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愉快合作。大百科全书并非专著, 条目释文不求过于艰深和“及时”, 相反地要求比较全面而求“稳定”。由于被邀请执笔者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所以有时释文难免不够全面。例如由某一植物遗传学家所写的“不亲和性”这一条目的释文只涉及到高等植物的杂交不亲和性而忽略了真菌中的相应现象, 于是盛先生就请他修改。盛先生对许多条目的释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极尽主编的职责。

任《遗传学报》和《遗传》主编
   盛祖嘉先生在担任《遗传学报》和《遗传》主编之前就已获悉美国学者H. Hamer 和孔宪铎教授在对我国的遗传学及相关学科的杂志进行了调研, 并认为当时我国学报上的论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创新之处, 而只是按已发表的论文作一些实验技术上的改进, 或换一种生物材料进行重复性的工作，其实无非用以说明同一原理。1988-1995年, 盛祖嘉先生在担任《遗传学报》和《遗传》主编期间，对投寄《遗传学报》的研究论文特别注重其实质上的创新之处。为了提高《遗传学报》的学术水平，盛祖嘉先生对每一篇送审后准备发表的稿件反复推敲其实质上的创新之处。有时在对某一论文因自己限于知识面之不足而无法判断时，常常向同事或者自己早年的学生请教, 请他（她）们对论文作恰如其分的评价，尽量做到既对投稿人公平, 又有利于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为中国遗传学期刊出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

推崇 “三公”、创新和宽容的科学基金文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我国负责资助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的机构。1986~1991年期间, 盛祖嘉先生担任了生命科学部的首届主任。5 年中盛祖嘉先生曾为《中国科学基金》杂志写了5篇文章, 平均每年1篇，并在2005年纪念基金委成立20周年时写了“科学基金文化”一文，把我国科学基金文化归纳为“三公”(公正、公开、公平)、创新和宽容。
  盛先生具有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为人谦和的人格魅力，从事遗传学执教60余载，言传身教，辛勤育人、勤恳踏实、严谨治学、廉洁正派、严以律己；稳健坦诚、无私奉献；为我国的遗传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惊悉盛祖嘉先生因突发病于4月28日18:32离世，万万没想到他会走得如此突然，这个月初我们学院还在为他5月20日的百岁寿辰兼学术报告会的活动做全面的准备，我也为先生撰写了“美好的回忆，衷心地祝福”一文，文章发出还不到半月，却噩耗传来，真是不敢相信。盛先生是一个睿智过人，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在90岁生日那天谈笑风生，还对我说:“过100岁没有问题”。每当有上门慰问他时，他都很乐意把自已写的随笔集送人，还亲自动笔写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盛先生一生喜欢阅读，博览群书，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在复旦57年，与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不少，他留在我心中的故事，我列举点滴，以示怀念。
    1962年，我大学四年级，第一次接触盛先生是在课堂上。微生物遗传学这门专业课是他教的，回想起那时我的心情，对这位老师用“敬畏”二字可作概括。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早已有所了解，盛先生是国内微生物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名声显赫。盛先生1951年在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创建中国微生物遗传学上始终站在前列。听他的课，同学们是肃然起敬，他在课堂上驾轻就熟，引人入胜地用精准的实验方法导出微生物遗传学的规律，并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力求建立快速应答反应。通过学习，我们在遗传学理论和技能的掌握上有长足的进步。但也对他在课堂上“突然袭击”提问题和出考题记忆犹新。在上课时，他偶尔会拿出小方块纸要学生写出细菌基因重组的表述答案。个别同学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答非所问，常有尴尬出现。我也是提心吊胆，神情紧张地完成他的小考题，由此对他产生了“畏”的情绪，上他的课，开始是紧张，学期终了，感到这种训练，独此一家，留下印象十分深刻，受益匪浅。

   1980年盛先生与刘祖洞教授赴欧洲考察，在巴黎第七大学约克·莫诺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与当时的法国分子生物学家K·柯克雅玛共同探讨和交流了细菌染色体DNA复制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他回国后把我推荐到那里，我于1981年进入法国七大的DNA复制研究实验室。在两年期间，我与盛先生在学术上联系更加频繁，先生在遗传所已建立起一支专门从事细菌染色体DNA复制的研究队伍。我把法国研究的部分实验方法和技术引入到他实验室。先生在这个领域投入的心血并取得了硕果，我对盛老的研究风范敬佩之至。

    盛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微生物遗传学》。从1982起，这本教材一再修订再版，荣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他九十岁以后，科学出版社仍希望再修改并扩充为第三版。出版社希望我能协助他做些第三版的资料汇集和补充。我和他的研究生去他家的机会更多了。对我来说这是近距离学习先生做学问态度的最好时机。先生在第三版的《微生物遗传学》书中倾注的精力，常人难以想象，他不管年事已高，寒冬酷暑，老骥伏枥，一章一节精雕细刻，把最新的国际研究资料及时汇总分析，吸收到新版本里，按时付印出版。我参与了1995年出版的《微生物遗传学综述文集》一书，先生从约稿、修改、出版更是一丝不苟，我记忆永存。

    身体力行，培养年轻人。20年前，我有幸陪同先生参加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国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兼青年学者培训班学术报告会》。那时，他已80高龄，会上他专题作了《微生物遗传学》研究进展的报告。他重点介绍在嗜热细菌遗传学方面自己的研究进展，深受与会年轻学者的赞颂。我记得在会上也曾有年轻学者提问：“您认为微生物遗传学研究是否已经过时了（指分子生物学发展迅速）”，他快速敏捷，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微生物遗传学研究不会过时，它的研究是万岁不衰的”。要求年轻人，要不断创新，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研究、解决微生物遗传学中的重大问题，不要半途而废。

    从1916-2015年，先生的故事多多，现在寄托哀思的最好办法是再读他的《晚霞随笔》(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从中可以学习先生为人、治学、研究、教学的高尚风范，对他的一生爱国、敬业、严谨、求实有深刻了解。先生虽已远去，他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               

   盛先生，您一路走好啊。

  

   陈永青  写于2015年4月30日